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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理论 | “压缩老龄化”加剧养老治理复杂性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城市养老问题作为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最显著的老龄化挑战之一，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凸显。

　　国际社会中的时空压缩视角

　　在现代化的时间维度上，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理论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的社会变迁，原来不分阶段的现代性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分成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两个阶段。韩国社会学教授张庆燮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追赶型的现代化，也就是把两个阶段压缩成了一个阶段，从而提出了“压缩的现代化”概念。

　　从韩国的现代化来看，一方面韩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在个人及其生活层面韩国仍清晰地保留着各自不同的传统和特色。这些现象不仅见于韩国，在东亚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社会，也都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现象，即亚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传统与现代压缩共存”的现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日本社会学界的呼应，落合惠美子将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定义为“被压缩的现代化”，而将日本的现代化定义为“半压缩的现代化”。

　　张庆燮以“压缩的现代化”解释韩国的家庭危机，认为将老人的困难仅归咎于家庭这种私人领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混淆。实际上时空压缩背景下国家不断增加对家庭功能的要求，包括福利制度对家庭的剥削、产业治理的家庭化以及对子代教育的过度追求等，都导致了老人在家庭中的伦理责任被不断强化。

　　“压缩老龄化”：我国老龄化与国际社会的比较

　　我们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概念也可以描摹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我国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时空压缩属性也非常明显。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老人在职业、住房、医疗等城市集体消费领域面临新问题，加剧了国家养老治理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具体而言，在时间的物理维度上，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压缩的特征，我国从老龄化上升到进入老龄社会只用了21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用了近一个世纪。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或者说老龄化国家，而在2001—2020年这20年间，第一个10年新增老年人口约5000万人，第二个10年新增老年人口约9000万人，说明老龄化不仅在整体上呈现加深的态势，在速度上也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与我国相比，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其他国家从老龄社会到深度老龄社会所用的时间为：法国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韩国17年。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特征和东亚的韩国、日本有一定相似之处。换言之，东亚国家历经的压缩式人口再生产类型和老龄社会治理难题都将在或已经在中国显现。

　　在时间的历史维度上，我们还需要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挤压并存。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加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都会受到来自资源的约束，养老保障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未富先老问题较为严峻，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才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同时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中低收入老人在人口结构中的占比较大，这使得我国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在空间维度方面，首先，在地理空间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发展时期，其中流动老人的规模也愈发庞大。老人迁徙的增多，对跨区域、跨户籍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次，在制度空间上，养老政策的宏观性、模糊性以及低激励性使得基层难以实现财政收益的最大化，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更高的绩效价值和更易于量化的考核指标。于是，基层更倾向于落实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进而简化了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最后，在生活空间上，代际关系和伦理观念发生了转变，诸如“下行式家庭主义”等代际伦理成为中国家庭的新常态，这一转变使得老人自我养老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被不断压缩，尤其是流动老人在这种“一切为孩子好”的观念下为第三代提供了过多的代际支持，挤占了自我养老的资源。

　　探寻老龄化社会治理的中国路径

　　“压缩老龄化”可以视为中国独特的老龄化图景，我国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老人面临的养老问题，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下“分化-挤压-并存”的运作结果。积极应对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探寻老龄化社会治理的中国路径迫在眉睫。

　　中国城市当前的养老困境及其背后的家庭危机，并不是传统上因匮乏而困顿，而是自现代化以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压缩，集体消费的分配和家庭内部再生产模式的改变，所形成的更加复杂的“中心-边缘”体系，即老人当前的边缘化是一种结构性的排斥，而非个体作用的结果。这可能导致一系列非预期后果，从而加剧当前快速老龄化、代际转型和社会流动等问题的复杂性。当前家庭将第三代作为家庭发展的重心，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汲取父辈的自我养老资源来实现，尤其是牺牲老人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这也是全球化下东亚家庭危机问题的原因之一。

　　为了化解这种现代化危机，我国一方面应该将老龄社会的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并且将家庭而非独立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将家庭作为重要的发展对象，而非福利任务的担负者或者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为此，应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强化家庭的实际赡养能力，如祖孙三代共同居住的优惠租赁政策、对家庭照顾者的支持、婴幼儿保障制度、以家庭为基础的收入所得税制度以及异地养老保障等。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压缩老龄化”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老龄社会形态的诞生，这种社会形态需要国家根据不同的社区类型和老人分化产生的不同需求设置多元养老服务。比如很多老旧小区的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高龄比例大、失能比例高，但由于老人收入水平较低，无法承担太多养老费用，从而陷入重重困境。对于这类老人可以在社区附近建设公办民营的养老驿站，以合理的收费提供长期照护和托管服务。一些商品房小区可以引进更具专业性的商业养老机构，准许其在社区范围内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此外，混合型社区(包含商品房、公租房和单位房等)具有综合服务能力和多元需求，更适合发展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型养老模式，即在一定范围内统筹多种养老资源和设施，构建综合型的就地养老模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