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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明等:中国土地制度与新型城镇化研究评述(6)

时间:2017-06-07 08:46:42 来源: 作者: [] 浏览量:866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基本形成了两条主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前者以乡村工业化为产业基础,以小城镇发展为空间载体,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后者以城乡壁垒的松动为契机,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演化为规模巨大的进城“民工潮”。这两种模式分别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重要内涵。通过这两种途径被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的城乡社会流动模式之外,随着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加剧,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民到发达地区农村代耕或租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离乡不离土”现象也不断出现。例如珠三角地区非常普遍的“代耕农”现象、长三角地区的“异地菜农”以及京津地区出现的皖豫农民“包地植棉”现象等。这三种流动模式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劳动力外流的基本形态。然而,在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随着城乡结构的不断重塑,乡土的“守”或“离”也具有了一些新的内涵,其基本特征是,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却不放弃在原来村庄的承包地,由此形成所谓“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
  张翼(2011)通过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若以交回承包地为前提,则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比例只有10%左右。李强(2013a)研究发现“农转非”或市民化后,农民可见的实际利益并不突出,而身份转变后失去的承包地、宅基地以及与农村集体经济相关的一系列利益却很实在。由此可见,农民是否“离乡”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不愿“离土”。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年年底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71亿,其中2.3亿为流动人口。此处的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国家统计局,2012)。这2.3亿流动人口是作为城镇化人口统计的农民工,他们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却都保留一小块土地在乡下,这带来城乡人口结构的复杂化,也给城市化理论带来挑战(郭志刚,2014;田毅鹏,2011,2014)。
  西方一般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动力支撑点的。在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则来源于城乡之间的推拉机制。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价值差异以及城乡之间工作类型的等级化结构,是吸引农民工进城务工并能使之快速进入工作的原因所在。但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而且现行户籍、土地、社保、财税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种特殊结构下,他们与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同步彻底转变不同,而是要经历从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渐变过程”(李培林,2013b)。这种身份区隔及其渐变过程强化了很多农民即便“离乡”也一定要“守土”的观念。而农民的这一份土地,是社会福利制度缺失下确保他们得以返乡并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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